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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比如，亨利三世时代的德比伯爵案就是一例，参见R. V. Turner, The King and His Court：The Role of John and Henry III in the Adminstration of Justice, 1199-1240,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8, pp. 141-142.[19]R. V. Turner, supra note 6.[20]（德）茨威格特、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米健、高鸿钧、贺卫方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页291。

[15]蔡维音：《社会福利制度之基础理念及结构》，载《月旦法学杂志》第28期。与德国情况不同，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为促进政策的实施，国家对独生子女父母每月发放奖励费，并在年老时给予一次性的计划生育奖励费。

曾娜，单位为中国人民大学。[16]金炳彻：《欧洲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动态与发展趋势》，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37]参见《西班牙退休年龄由65岁升至67岁》，载《新华每日电讯》2011年1月30日第1版。[31]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发挥最低生存保障功能的是社会救助制度，其目的在于建立最低安全网，即在其他社会保障给付不能发挥作用时，才有启用社会救助的必要。[4]参见马与雄：《法国正式决定将退休年龄延长至62岁》，载《中华工商时报》2010年7月19日第4版。

[37]这是在平衡立法机关的手段选择余地与最小侵害原则间的冲突后做出的策略安排。[7]与此同时，为保障退休人员生活，自2005年以来，国家已连续六年提高基本养老金，进一步加剧了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压力。[31]由于司法改革负作用的不断显现，到1957年，法律界人士对司法改革的结果开始提出批评，引起了颇为强烈的反响。

也不限于刑事处罚，而应及于一切基本人权之限制或剥夺。[63]（4）主张改变目前的检审关系，至少要限制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只能对法官个人的违法违纪进行监督，在审判结束后进行事后监督。1967年‘一月风暴以后，各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机关被砸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相继被‘群众专政指挥部、军事管制委员会、人民革命委员会保卫组所取代，人民司法工作限于瘫痪。但由于当时并没有在法律和宪法层面明确这一原则，因而缺少合法性与合宪性审查的文本基础。

但在该条款成为文本规范之前，三机关在实践中已经形成了比较明确的关系准则。参见王松苗、王丽丽：《六问六答：检察史上的名人名事》，《检察日报》2009年7月13日。

[73] 前引﹝20﹞，沈德咏书，第153页。这种刑事司法构造体现了侦查中心主义的要求，检察院和法院都要围绕公安机关生产出的案件进行深加工，后者的职能弱化成保证这些案件符合法律规定的外观要件，而怠于有效地对公安机关行为是否合法、是否侵犯人权的监督和审查，更无法形成严格的制约关系，刑事司法程序的自我纠错功能难以发挥。[36] 前引﹝20﹞，沈德咏主编书，第112页。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如果认为需要捕人时也可以捕人。

[28]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是一个长期的传统和特色。有分工、配合，就必然需要有对分工、配合的领导，否则难免出现职责不明、工作不力的状况。另外，据时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党组成员、研究室副主任的王桂五回忆，此次检察机关取消风出现时，检察长罗荣桓告诉党组书记、常务副检察长李六如要将此事报告毛泽东主席，并说要多给毛主席写报告。实践中，一些地方政法委采取调阅、批示、讨论和协调案件的做法，不但未维护三机关的分工、配合与制约关系，反而将本应各自独立运行的三项工作主题不恰当地结合在一起，致使三机关行使职权时的专业性和独立性受到影响。

另一方面，法院可以对刑事侦查手段做出实体判断，但判断的事项、标准、后果等要有法律的明确规定，避免违背司法的消极性与被动性特征。还需要指出的是，建国初期，审判活动和司法行政是分立的，最高人民法院并非全国法院管理的枢纽，法院的行政事务都是由司法部管理的，比如第一次司法改革就由司法部牵头进行，与最高人民法院没有直接联系。

[40]检察机关地位和权力的不同是我国与苏联司法制度方面的一个重要区别。[25] 参见侯猛：《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从司法的影响力切入》，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其次，按照目的解释的方法，司法审判权具有最终判断的性质，这种最终性既体现在个案裁判的过程中，也体现为对提出供裁判案件的国家机关行为的评价上。在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和依靠群众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这些专门机关的作用，使它们互相配合又互相制约，这对于保护人民，打击敌人，是很重要的。[23] 参见韩大元主编：《新中国宪法发展60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8页。换言之，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与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之间是一种理由关系，前者对于形成和调整三机关关系具有导向和制约作用。对于三机关关系的理解和调整，虽然不同部门法的研究具有不同的视角，但由于宪法对三机关关系已经作出了专门规定，因此必须在认识上回归到宪法规定和宪法精神上来，从宪法文本中寻找具有直接意义的依据。侦查权是从属于行政权的一种具体权力，在刑事诉讼中，行政权突出表现为侦查权的行使。

简言之，非经过司法之事先审查，行政权不得直接实现剥夺或限制人民基本权利的行为，就是司法一元主义的要旨所在。在文义上，互相一词体现了双向而非单向制约关系，即每一机关都对其他机关形成一定制约，同时它也成为其他机关制约的对象。

当出现证据方面的疑问时，检察院或法院本应提出质疑，实践中却是三机关共同商讨如何淡化甚至掩盖。（参见林山田：《刑事程序法》，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第3版，第163页以下。

在上述两起错案中，被告人都是在当地政法委组织召开案件协调会之后被定罪量刑的。由于缺乏有效的互相制约，强调公、检、法三家在对敌专政方面的统一性而忽视它的相互监督、相互制约性，使得政法机关向着单纯的专政机关进一步发展。

宪法之所以要设立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乃是基于对三机关权力性质的不同认识，通过各自功能的发挥来保障人权，而不是以一个机关取代另一个机关。[42] 前引﹝20﹞，沈德咏主编书，第114页以下。[10] 1979年7月27日，彭真在全国检察长工作座谈会、全国高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院长会议、第三次全国预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可是改革的结果，将大批非党的司法工作者（尤其是审判人员）调出司法机关之外，有些领导他们的党员审判员或审判长等却有时既不懂法律，而中文水平又很低，甚至连独立写判决书的能力都没有。

[53] 韩大元：《关于检察机关性质的宪法文本解读》，《人民检察》2005年第13期。互相制约是三机关相互关系的核心价值要求。

必须指出的是，过去的讨论侧重于刑事诉讼法的角度，然而三机关关系本质上体现为国家权力的配置和运行，这毋宁是一个宪法问题。[64]反对的观点则认为，检察机关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不但不应取消或限制，反而应当进一步加强。

再次，该分句可被视为开放条款，蕴含了塑造和实现公民权利的可能。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18条的规定，政务院设政治法律委员会，其职能是指导内务部、公安部、司法部、法制委员会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工作。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署、人民监察委员会的分工和关系问题》，《人民日报》1951年3月30日。（四）回归宪法文本，实现从公检法到法检公的转变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公安机关负责拘留和侦查，检察机关负责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法院负责审判，三机关流水作业，依法从重从快惩办刑事犯罪分子，体现出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强烈色彩。[40] 王桂五：《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由来》，载《王桂五论检察》，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429页。严格来说，法院和公安机关之间不存在组织法意义上的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关系，部门法中也没有法院和公安机关相互制约的具体规定。

其次，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制约能力有限，甚至弱于公安机关对检察院的制约。如果说在建国初期，以配合为主、制约为辅的关系模式有助于高效地打击阶级敌人和敌对势力，那么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之后，阶级斗争的范围和方式都应当相应调整。

其大意是，在三机关分工明晰、地位独立的基础上，通过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制度设计，以实现准确有效执行法律、保障人民权利的目的，其核心在于建立合乎宪法价值的、行之有效的互相制约关系。而在配合和制约方面，问题也并不少见。

并且，在取消检察机关一般监督的职权后，检察机关的地位相应降低，而公安机关在监督民众守法方面的权力则事实上得到了扩张，法院在审判上的自主性也得到了加强。在此期间，湖北省行政区划调整，京山县划归荆门市管辖，原湖北省检察院荆州地区检察分院遂将此案邮寄至京山县政法委。